揭开古代名医张仲景的秘密

去圣方识真仲景-1

2010-07-24 王教授京且 - https://tuenhai.com 整理

写下这个题目,便想到将来会获得一片骂声。“数典忘祖”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可能会砸了人家的饭碗。古井本无波,庸人自扰多,但还是写了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自己造就了太多的圣人。这些圣人虽可作我们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们时时刻刻又反过来左右着我们,并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深受束缚,停滞不前,不能与时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说笔者有什么一定要坚持,也不是跟谁过不去,只是想本着自己的良知,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让人们知道,这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圣人。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难怪王阳明先生说,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国的圣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医学院念书之后,才知道中医业界将张仲景称为“医圣”。先是读了《中国医学史》、《医古文》、《内经》等教科书,心里琢磨着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农、黄帝、岐伯……;不是医和、医缓;不是扁鹊、仓公、华佗呢?后来,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相关注家的论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称之为“医圣”是因为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所谓“六经辩证”及“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原则,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再后来,看了温病学的有关著作,学完了中医相关的课程,读了些史书,当上中医生,历练了一段临床实践之后,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除《伤寒杂病论》之外,历史上流传至今还有两篇与之有关的“序文”。一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中收入的所谓张仲景的自序《〈伤寒论〉序》〔后文称为《自序》〕,说明作者从医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缘起,强调了医德医风。再就是到了宋代,林亿、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伤寒论》中的《宋刻本〈伤寒论〉序》〔后文称为《宋序》〕,简单介绍了仲景的生平,称赞其医术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义,但毕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够反映当时历史背景,唯这两篇《序》了。除非《自序》为“伪书”,否则,它对研究《伤寒论》,研究张仲景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的产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事人所写下的“序言”应当是研究该书历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则多为零星记载、间接文献。明清时期,虽有李濂《张机补传》和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等文,但信度不髙,颇多争议。后世注家、野史以及当今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中张氏生平简介和故事新编等等,倒是记载不少,多是溢美之词。从王叔和开始,到那许许多多后来的人都是学舌,直至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词

据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介绍,相传张仲景乃东汉南阳郡涅阳〔现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名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年至154年〕,卒于建安未年〔约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方,写出了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据传其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但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伤寒杂病论》原书也早在古代兵火战乱中散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的著作说是经过了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及宋代医家注释校订过的版本,已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据传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他将疾病按证候群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三阴三阳六大类型,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形成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治疗外感热性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他在内、外、妇、儿等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详细地阐明了中医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谓独特的中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还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医林后学都奉之为“医中之圣”、“万世医宗”,认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为医”。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所开设的中医临床基础课程

张仲景死后,人们在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医圣祠”作为張仲景的墓祠纪念地,笔者曾有幸一游。这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整个布局独具匠心,格调髙雅,只见雕梁画栋,绿树翠柏,清雅密静,可谓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门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医圣祠”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门庭是陕西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黄竹斋先生早年撰写的《医圣张仲景传》。两侧是任应秋先生题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前来拜谒的人们络绎不绝。据传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每届新领导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圣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医圣”却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既找不着“张机”,也找不到“张仲景”。且不但没有“传记”,就连医案、验案留下的亦甚少。据《宋序》所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的是《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只是在《名医录》中简单提到其生平。《名医录》是唐代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早已失存,我们今天巳无法再看到这本书了。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其生年现无确切考证,卒于公元208年〕,却在《后汉书》的《方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都有《华佗传》,所留医案,共达二十六则之多。如今,坊间还流传华佗曾看过仲景之书,并留下“此真活人书也”的叹说。倘真如此,仲景却无“传记”则更不可思议了。历史上的“长沙太守”,象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廖立、韩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传记”。为什么独缺张仲景呢?名不见经传是因当时名气不够?或是……?

《自序》开篇第一句说的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扁鹊髙超的医术,令张仲景非常钦佩!扁鹊是什么人?据《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所云,则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长桑君所赐给的“怀中药”,并得其“禁方书”之后,以得道、“知物”,是为良医的。据史载扁鹊所医治的齐恒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么鸟不成?仲景所钦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之神仙也。相传张仲景所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这也是其所留下仅有的医案之一,此案与扁鹊医治齐恒公一案可谓异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为之神”的功力

《自序》紧接着又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文末还再次强调:“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先说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话,接着说,我平素爱好方术,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吧。这“方术”可绝不是现行《医古文》教科书上所释的“泛指方药医术”,而是“方士之术”。否则前句中为何将“留神医药”与“精究方术”二者并列重叠陈述!“方术”即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消息变易、五德转移终始、五行生克乘侮之说来推测、解释君王和国家的吉凶祸福,人的气数命运生老病死的所谓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炼丹、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等之总称,是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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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就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杨维益教授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等“用药模式”以及“选药原则”所推论而制定的处方。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更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联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空谈理论”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不断添加佐料,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

去圣方识真仲景-3

面对真伪、遗亡、错简总应该有人指出,有人争论,有人辨析。每个人都有一把评判的标尺,在质疑中才会更加接近真相。否则只能希冀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汉代医简》般的汉简版《伤寒杂病论》真书来!

《清史稿》记录从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间,瘟疫大流行,共计91次。凡是发生在同年,不同地区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数也难以估计。当时,尚无“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多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遍的情况,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错了。如果说,庶民百姓贫寒穷困,缺医少药,帝王家总不至于缺这少哪吧?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温病学”等等中医经典的“御医”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半数以上哦

战争虽可大批地死人,但战争死人其实远比瘟疫的杀伤力要小得多,战争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么控制?它会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瘟疫的杀伤力却是经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杀伤力也很大,例如伤风感冒,治之不当,可并发气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婴幼儿就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历代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低位,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代人,而病死率却远远髙于现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现在人均寿命的一半

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崛起,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横传”说教,受到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温病条辩》的“三焦竖传”的冲击

汪廷珍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汪序》时,曾托于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写:“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他说,当时由于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种类、病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没有什么病比温病更利害了。说到当时对疫病的治疗时,他又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说的是当时医学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轻微的治成病情严重的,把病情严重的治成死亡的。对那些幸免药死、侥幸活下来,自己慢慢痊愈的,医生就会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医生无论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认自已有过失,不担负任何责任。愚昧和无知,充斥世间。不但医者不担负任何责任,就连那些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绝对悟不出医药可以杀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责怪医生。于是,这种医学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说所以“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亱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他还找出了“病死少数”、“治死多数”的原因,历数了发表、消导、攻下、温补等治疗方法的罪过

朱彬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朱序》时也说道:“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说的是当时死去的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二、三个是死于疾病。十个人中大约有八、九个是死于医生之手

可见汪廷珍、朱彬等人对此前的医学总结批评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泼辣、有贬无褒、根本予以否定

纵观历史。汉代并没有人为张仲景“封圣”,否则《后汉书》、《三国志》必有记载,为其作传记。张仲景本人也没有自封。以后晋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过程中只称“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竞呼“仲景”,丝毫没有谈到其为“医圣”。晋朝皇甫谧将伊尹称做“亚圣”,而称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汤液经》的扩展和补充而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虽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是直称“仲景”,而没有把他称为“医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林亿、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没有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只不过是说他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再后来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中也只是说张仲景做了类似圣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刘完素在其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才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写成《医史》,他在书中也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执在其《伤寒论条辨》一书中才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说:“……称仲景曰圣”。这方有执之后,称仲景为“医圣”的才慢慢多了起来。可见这“医圣”乃仲景身后1370多年为后人所封,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添加慢慢层累地造就而成

古之医书汗牛充栋,且不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医家类”的传记和书籍,单清人陈梦雷等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就收录了520卷,120种,950万言之多,可谓博大精深。叶天士师从十七人,可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谦虚好学。但从另一方面难道不正好说明了当时真正有用的医书太少,有真才实学的师傅不多,乃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吗?

如今神州大地56个民族56个医,再加上儒医、释医、道医和现代医学等都快60个医了。可仍不能抵御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等疾病的侵袭,时下甲型H1N1流感又来了,究竟是为什么?!通观近年来,国家就上述每次疫病流行所公布的中医药防治处方,已无法从中寻找得到《伤寒论》“经方”的踪影

鄙人所读中医伤寒类的书籍不多,但凡认真细读,就会发见,几乎每一部著作的“自序”或“他序”中,说到作者写作动机和背景时,都会先说一通前人仲景著作如何如何之好,而紧接着便是“但书”。但有何不足,但有何欠缺,现以补之正之云云。或“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或“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徧及于六淫也”等等。是先予肯定后予否定,继而就是看作者自己的功夫本事了。这一方面故然可见客观世界不断地向前发展,先前的医学有其滞后性和局限性,人们对医学的求索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似乎还有点什么不便说出来。我揣测这后世为仲景“封圣”者和众多《伤寒论》注家,是否自己早就想当“亚圣”或“半仙”了!故托古说今,弄出个“‘六经’注我,注自己”的招数来,于是塑造了一个“医圣”,为自己的“未来”铺垫开道

笔者曾从事过中医《温病学》的教学工作。学生们每每问及伤寒与温病的关系,提及《温病学》是否是对《伤寒论》的怀疑与否定时,从不敢轻言,总是“为圣者韪”!只能按教科书所说,《伤寒论》乃《温病学》之源,《温病学》乃《伤寒论》之发展。从麻黄、桂枝到银翘、桑菊,一脉相承也。好在,学生们大多也明白,这可是中国人的一贯说辞。以此类推,则巫祝为源,《伤寒论》为流,医巫同源也!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是为正统

但仔细研究其《自序》,不难发现张仲景既不“始终顺旧”墨守成规,也不“钦望巫祝”迷信鬼神,而是谋求进步与发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墨守“传统”,“巫祝”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张仲景是是典型的“改革派”和“创新派”。可如今现代人不迷信张仲景,不迷信《伤寒论》,稍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却被斥之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反传统了。岂不怪哉!可千万别学了庄子,看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后,就得出了根本否定不断认识自然的错误结论。其实,自然和社会都是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没有止境、无穷无尽的。谁要是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天下全部真理,谁就会深陷困境,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观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疫病史。尤其是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及其在中国流行之状况。吴又可《温疫论》虽创病从“口鼻而入”之“戾气”说;叶天士《温热论》创“卫气营血传变”之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也创建了病由“三焦纵传”的新见解。似乎都在企图开辟一条新途径,谋求有所突破。但是,它们始终仍然无法跳出中医理论那虚无玄妙的氛围,没能逃脱空洞的说教,冲破歧黄灵素、六病传变的束缚。最终未能改变吴鞠通本人所谓“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之说。也未能改变汪廷珍、朱彬在为其《温病条辩》作《序》中所描述的“病多而方少”的基本情况,仍然延续着“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的基本格局和无奈

前人如何为,我们已管不着啦。我们自己如何做,后代人又该如何做,倒是应当好好思量思量了的。看来,人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仃留在中医学上,更应该往更具体更深层次去考虑考虑人为什么会生病?探讨中国历史上疾病的演变,药物的更新;研究一下几千年来中国疾病谱的变化,寻找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以及当時所用药物的疗效到底何如来;看看这“古病”与“今病”、“古法”与“今法”、“古方”与“今方”、“古药”与“今药”究竟有何不同

老祖宗的书故然要读,但单靠老祖宗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了的。就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越古老的东西,肯定越存在着局限性。古人所取得的那些成绩,早就被后来的人加以消化,去粗取精了。古人不可能比现代人知道得更多,更谈不上比现代人更聪明,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可言了!人类总得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永远不应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讲中华文明,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研究,导向究竟应该面向哪里?不应将人们引导向往后看,往后走,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担负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千万别再玩概念、瞎折腾了,弄出个“中医什么化”和“西药中药化”来。贻叽大方,且误后人!

有道是:“华佗无奈小虫何”!其实,同时代的“医圣”也不显灵!如此观来,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只是汉代一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正义感而且观察仔细、尽职尽责的医生。据传写了《伤寒杂病论》书一本流传至今,成为中医辨证论治奠基之作。亳无疑问,张仲景应当是中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其“自序”所叙,可见其对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草菅人命的恶劣医疗作风,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痛斥了那些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驳斥了那些“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他的道德精神,那种“反权豪反名利智园行方”、“善德善心善行善医至善”的高尚的医德,美好的心灵和行为确实值得当下为医者认真学习

但他同时又是汉代一位崇尚神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深信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转移符应、隨方面而服、方士化了的儒生!跟此前的扁鹊、华佗,此后的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時珍等等人一样,都是集医、易、道和神仙术于一身,在巫在医,在仙在道之间。悉具 “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和 “内景返观”“返观内视”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技能,是被神话了的仙家。

去圣方识真仲景-4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就像那滚滚流淌着的粘凋的黄河水,虽说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但你说要从中找出一滴滴清澈的水来以证明什么,能找得到吗?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去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经典”、“圭臬”。于是乎,后来的人们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个误区,而绵绵延续至今。历史应该是由事实来写成,而不是靠编造出来的,人们所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了的。历史研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是要去追踪历史的真相

今天的中医史学家们,若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時民众的真实生活感受,就会得出完全偏颇的结论。因此,更应该多一份心思,将历史资料尽量搜索得全面些、真实些。观察视野的重点应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以便更好地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不致将历史上所谓古圣先贤的医家们描写得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犹如“天不生‘仲景’,万古如长夜”,而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即便是在当下,很多事情也不能单纯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媒体传什么就是什么,善良的人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你得认真思考,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点“科学理性”,少一点“感觉”加“类比”的“民族情绪”,否则被人家“愚”了、“骗”了,你还在那傻乎乎地笑着呢!其实,在历史的语境下,那“情绪”什么也不是,而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年青时曾读顾颉刚先生所编著的《古史辨》一书。顾先生在该书第一册的扉页上引用了世界杰出的雕塑家法国人奥古斯特·罗丹的一段话“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为开篇辞

他还在书中《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写道:“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顾老先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古代历史〔包括古书、古事、古人〕的研究,从怀疑古史,批评古史到古史辨伪,其实只有疑古一派,因为只有“疑古”才能祛伪古而见“真古”,然后才有了“信古”之信“真古”,“释古”之释“真古”。所以,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顾先生由于疑古,因而揭示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都是没有的事,都是神话和传说的“史鉴”,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 “史识”和“史胆”

历史学的研究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但是,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必须趋于最大的一致

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所谓权威“古圣先贤”?即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中国医学史上神仙般的人物,更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但是,倘若现代人仍然食古不化,那才是最可悲的!(重发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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