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论文

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是什么意思

形而上” 与 “形而下”

2010-02-26 王教授京且 - https://tuenhai.com 整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其专讲本原、神灵、意志、精神等著作编在物理之后,叫做《物理学以后诸篇》,实际上讲的就是后来意义上的所谓古希腊的古典哲学

大学问家严复先生把《物理学之后》翻译为“形而上学”, 所根据的就是《周易· 系辞》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用来指无形或未成形体的东西,是“道”,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精神”;“形而下”,用来指有形或已成形体的东西,只是“器”, 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物质”

《周易·系辞》里还有一句“一阴一阳之謂道”。所以后来的乃至现在的阴阳家和中医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学说理论称为“形而上”,是为“道”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是现代医学所完全没有也不可比拟的

中国古代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争论,一直是当时的所谓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它们决定了“形而下”的东西;因此他们乐于谈论“形而上”的“道”,而不屑于谈论“形而下”的“器”。 “道”可以居庙堂之高,“器”却只能处江湖之远。这样,几千年来,“形而上”之“道”决定“形而下”之器的观点一直是古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群众的信条。于是人们都乐于“坐而论道”,甚少“起而行之”!

中国人经常所谈论的“形而上”之“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从理论上说,“道”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法则,是指自然规律,也是用来指宇宙万物的本原。由于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所以中国人研究自然规律,研究治国安邦的方略乃至治人与治疗人的疾病等等问题时,往往是要将之推导为人类社会的规律,变成“道”的主要内容。也就基本上是局限于现在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范围里,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了

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是个“笃好儒学,兼占侯方术”的人,他博学多才,善为文辞,有数千宾客方术之士集聚在他门下,刘安及其门客形成一个淮南学派。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做实验最多的学派,但其中很多是为了乞求神仙幻术,长生不死。故在人们眼中,“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但道术在历史上时显时隐,终究不能成为气候,不能成为正统的“形而上”之“道”。中国古代的所谓能工巧匠,很多都不是士大夫,他们只是在民间浪迹江湖,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并不高,因为他们从事的只是“形而下”的所谓“器”用的东西,因而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曹操算是一个很爱惜人才的人了,但所谓“形而上”的神医华佗在他的眼中,却不是人才,只是低贱的人,下九流之谓也。以致他和家人还需要医病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华佗杀了。在曹操心目中的人才,是那些高谈阔论“形而上”之“道”的人物,至于从事“形而下”之“器”用的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才

可见,这“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没个淮儿,凭的是统治者的好恶,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不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后来的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所以必须读四书五经,必须学习所谓“形而上”的“道”;不屑于学习“形而下”之“器”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到了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用他们“形而下”的“器”猛烈轰击天朝所谓“形而上”之“道”。历史的发展使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象潮水般涌进来,在所有领域几乎都占了统治地位。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实用效果的显著,文化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中国遭遇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国人开始改变了对“道”与“器”的看法。旁的不说,单就文化教育而言,就摒弃了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废除了科举制,兴起新式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学习理科知识,传统的重文轻理观念开始转变。科学救国的思想激励着许多中国人向理科、自然科学进军。后来,世界闻名的自然科学家队伍,开始有了中国人。这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从轻视理科转向重视理科

但是仍有不少国人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正宗,盲目排外,主张“用夏变夷”。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过是“工匠技艺之事”,“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见刘锡鸿:《私记·观格致书院后》〕,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看成是普通的工匠技艺,并认为士大夫不应从事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只要指挥工匠们去做就行了,表现出典型的中国封建时代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的无知和傲慢。他们根本不懂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内容、实质、作用与能量,不懂得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更不懂得科学技术和中国传统的“圣人之道”的本质差异。因此妄图釆取“用夏变夷”的策略来抵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与影响,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乃至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地位,赋予不同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永远不会一成不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紧接着的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谓仁,智者見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显诸仁,藏诸用,故万物而不与圣人同憂,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來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測之谓神。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而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说的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

所谓“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归根结底还是“生生之谓易”也。所以一种文化的存在,在某一时空里,它不能够与時偕行,因时而谋,随时而动,与时俱进,就一定会被抛进历史。“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跟自然的这种契合的关系,一定要顺从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通”、“同源”的医学难道不应这样吗?

当下,由于国家经济建设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人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结果,但并没有带来科学理性的张扬。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之中,“形而上”应当理解为科学的理性,是为“道”,而“形而下”则是技术的理性,是为“器”。因为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科学技术代表着人们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的实际能力,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功利和实用价值,而科学理性则代表着人们对于纯粹真理的执着追求,它没有直接的功利指向,不为短期的功利目标所束缚

因此,如果从理性层面分析,仅仅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理性,而只是具有工具性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只是“形而下”的“器”

所以,“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的“器”的区别,来到读书人读书这个层面,就体现为重文轻理。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严重的重文轻理的倾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盛行辩证思维以及在整体观基础上重视内省的直觉顿悟,形式逻辑、科学实验、科学思维却是中国人的薄弱环节。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缺乏数理科学的基因,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重文轻理的历史沉淀

而今尽管在学子们的学习层面上重视了科学实验、科学思维,但社会风气由于人文素质的缺失,又稍稍恢复了重文轻理,希冀通过重视并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缓解和纠正技术理性之偏颇、弥补科学理性的缺失。但所谓人文素质其指向不准、力所难及,也有可能蜕变为非理性的冲动,成为无逻辑的观念堆积或无尺度、不客观的大杂烩。甚至还会使传统文化中早已被否定的历史糟粕又重新沉滓泛起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理性教育相融合,否则,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理性的进一步肆虐,也很难造就出真正的科学大师来。科学理性教育不仅仅是使受教育者获得工作、学习、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

时下不少中医专家又将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推演为“形而内”与“形而外”,继续着漫无边际的空谈。但在现实之中,尤其是在临床医疗实践一线工作的人们,在所谓“上”与“下”,“道”与“器”乃至“内”与“外”的问题上,早已不尚空谈,只期许能解决所面临的更为实际的临床问题和困难。那些虚无飘渺的问题,就留让伟大的思想家、现圣后贤们去思考吧!

如今,人们已不再跟古圣先贤一样,把“形而上”的“道”放在第一位,“形而下”的“器”放在第二位;或者说,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物质” 放在第二位。而是更现实地将二者并列混为一体,不分彼此,随时随地的既精神又物质,既物质又精神了,将科学理性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时世在变,人的思想观念也应隨之而变哦!〔京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