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禅宗” 与“ 治未病”
2010-03-02 王教授京且 - https://tuenhai.com 整理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的高度发展,在给西方带来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西方经历着一场所谓精神危机。人把自己变成了物,机器成了一切,人却几乎降到了奴隶的地位,不但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而且失去了生活本身,生活成为财产的附属物,理性主义发展到了完全非理性的地步。人们由此而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紧张,遭受着种种精神痛苦,甚至导致了各种精神疾病的产生
乍听此言,令人难以置信,未免有点危言耸听。其实,重视科学的西方人,运用他们的智慧来发明各种先进装置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省却了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劳动和苦役。努力开发可以得到的各种自然资源,与东方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精神类疾病的致病原因及其治疗迄今还有待于现代医学科学进一步研究探讨,怎能将其完全归罪于现代科学文明?
不可否认,精神类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最广,精神病学考察着人类一生中体验的所有侧面:情感高涨、悲伤、各种焦虑、浮想联翩、迷乱、绝望、知觉和错觉、记忆和失忆。但是人类在精神类疾病的病因和治疗上的认知水平远不及其他医学分科,在其他专科中,很多以往神秘的东西现在已被揭示,一度令人振奋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已经变成了常规。而只有症状而少体征甚至完全无体征的精神类疾病却成了精神病科难以作出确切诊断、病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的最后的前沿阵地。与其他专科相比较,精神病科的进展殊少可能并不是因为从业人员的意愿不够强烈或智能不足,而是由于问题本身的艰巨性,因此必须加强对人类本身的彻底研究,尤其是对人的大脑和人类基因组的研究
正是在这种令人迷茫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拯世救人的所谓理论学说应运而生。国际知名的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旨在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人精神处境的弗洛姆〔Erich Fromm,1900.3.23 —1980.3.18〕认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5.6—1939.9.23〕首创的精神分析就“是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寻找解决办法的尝试之独特的表达方式”,它“已经超越了‘疾病’与‘治疗’的慨念,它关心的是人的‘拯救’而不仅是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甚至有人为此而改变了对医学科学的看法,产生反精神病学运动,其致命的缺陷是固执己见拒绝科学的实证方法,并与某些半生不熟的所谓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
因此,一些所谓目光敏锐、善于思考的聪明人极力追寻着时代病的根源,企图探讨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于是“佛门”的“禅宗”以及近两年来中医的所谓“治未病”等等东方人的方式方法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禅宗”是以印度佛教为本位又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为一体的东方宗教;“治未病”则是中国本土医学的防病方式。分别是东方人所提出的所谓“佛门”与“医门”两种养生保健、防治慢性疾病和精神类疾患的不同方式方法
二者相比较,虽说都是养生保健防病的方式方法,但“佛门”的“禅宗”较之“医门”的“治未病”似乎更高一筹!
因为“佛门”的“禅宗”其门坎较低,不花一分钱,也无需断文识字,只稍跟随着禅师们学着去修行、或听着禅师们说教去修持就行了,只要入了门,即可自悟矣。但如今“佛门”的“禅宗”与昔日已大不相同,那“少林寺”的一柱高香也要卖上千元了。门坎越来越高,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了,可见“佛门也并不清净”哦!但“佛门”的信众们聪明得很,大都学会了自家打坐入定,开坛坐禅只念个“南无阿弥陀佛”千万遍或者上个“大悲寺”、“法鼓山”不需破费什么的
“禅宗”的这个“禅”字是由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它是指经由精神的集中〔奢摩他,Samadhi,又译为止、定、禅定、心一境性〕,以进入有层次的冥想〔即毗婆舍那〕过程。它是佛门中极其重要而且最基本的修行方式,被称为三无漏学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
但是“禅宗”所谓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禅宗”是无意识的冥想之极,一种“六根清静”的状态,以“无念为宗”。概括地说,“禅宗”所要求的是:为自己寻求开悟,并帮助他人也得到它。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即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因此,其目标就是要拯救人类自身,最终目标是悟性的体验
总之,万事皆空,心无所欲,清无杂念,则无七情所累,故而无病可生。所以,“禅宗”是自我的、主观的、精神的、形而上、形而内的,其重在于“防”
“治未病”则是出自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原文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其主要意思是圣人不治疗已发生的疾病,只治疗未发生的疾病,如果等疾病发作了再治疗就太晚了,是防病于未然的预防思想理念。所以,所谓“治未病”只是一种意想。因为“治未病”其指向不明,力所难及。如何真正具体实现这一思想理念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西医的祖师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也非常重视“防未病”。在其成书时间比《黄帝内经》还早了三、四百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他就曾说道:“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疾病的医生”。“如果我们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营养和锻炼,不太少也不太多,那么我们就发现了最保险的健康方法”。“走路是最好的药”。“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他还注意到气候、食物、职业等外界因素能引起疾病,因此提倡通过恰当的饮食、休息和锻炼让疾病自然痊愈并保持健康,尽量少用药物等等这些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感悟出来带哲理性的论述,虽不算太准确,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当下科学权威的预防疾病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急切需要的。现代医学具有系统、全面、有效的疾病预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且还在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讨。比至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观点要进步科学得多了。也绝不是“禅宗”的冥想默念;传统中医学简单的一句“治未病”或几句空泛的论述所能相提并论的。慢性疾病,尤其是精神类疾病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困难,但医学科学家们,尤其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家们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之中
“治未病”做为一种治疗思想理念虽然可取,但是有这样的思想理念是一回事,能否具体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对每一种疾病,要知道其真正的病因是什么,才能真正去预防,而只有现代医学才能做到这一点。传统医学对各种疾病真正的病因几乎都一无所知,如何能够做到“治未病”?不了解疾病的病因、病理,不经过科学的检验,不掌握防治疾病的原理,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而且还可能把“未病”给治成“已病”,圣人毛公不是把“未乱”治成了“十年大乱”吗?
所以中医的所谓“治未病”的思想理念只能使中医药向所谓养生保健品的食物而不是向治病救人的真正药物方向发展。中医的“治未病”,是通过医生们他动的,借助于身体外的所谓力量,而不是人本的主观、主动,应当说是典型的形而下、形而外,犹如中国古代道教外丹术中的所谓“金液、草木还丹”,其重点在于“治”。门坎高、消费贵,忙于两餐的人家都难以承受!
老百姓可不是白痴。与其花上几十上百元现大洋挂中医教授、专家的号,去看那目前尚不知道的未来病,用几百上千元现大洋买“治未病”的药,以养生保健,益寿延年。不如求助于“佛门”高僧大德
所谓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药,污染心是杂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无时而损也。学习效法“禅宗”之法,悟“公案”、念“佛号语录”,来个自我拯救,意守丹田稳,打坐入定勤,疾病离尔去。加上现代医学的“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减压”和“预防接种、定期体检、了解自身、讲究科学”的养生保健模式,较之中医的所谓“治未病”不是更加实惠、更人本、更有效得多?
如是,“佛门”与“医门”,“禅宗”与“治未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和差异。“禅宗”在于“防”;“治未病”却在于“治”。一为“防”;一为“治”,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孰功孰利,孰是孰非,到底应当听谁信谁,不是十分明白清楚了吗?但是二者在科学理性面前,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有道是:佛救芸芸众生,却与医门差小异!
精神类疾病的形成,有其多种外在的诱发原因。属于国家的、政府的、社会的、环保部门的责任,应由各自相关部门的职能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方式方法去解决。不能无所作为,推卸各自的责任,医学可是不能包揽一切的
精神类疾病的内在原因要真正解决,最终还得靠科学的方式方法,尤其是脑科学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可能目前精神科医生还不能直接彻底地去检查大脑,也可能还不能了解精神类疾病病人的基因组有何异同。但现代医学科学科研人员确实在关注着健康与疾病状况下脑的功能、基因组的异同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应当审视我们自身的精神疾患意味着什么,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揭示其疾病背后我们还不懂的东西。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是否存在着人类自身的某些因素和缺陷。反思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来科学地描绘这一学科,而绝不是靠所谓“禅宗”与“治未病”所能解决得了的!〔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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